你懂得如何说你籍贯的母语吗？

如果有人开班教授方言，你会报读吗？

在马来西亚，方言使用空间逐渐式微，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课题，不管是新闻还是学术讨论，逐渐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种认知 —— 方言正面临传承危机，甚至被主流语种边缘化，快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不论是学校教育、政府机构，或职场生态，华语、英语与马来语构成主要沟通语言。在华人社区，数十年来“讲华语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深远，使得中生代以后的年轻华裔普遍对自身籍贯的方言感到陌生。

虽然部分地方在民生日常中仍使用方言，但整体而言，方言已逐渐退出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方言在使用空间受限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继续传承？

在老街开班传授方言

大红花学馆坐落于吉隆坡谐街，熟悉本地华人历史的人都知道，谐街与茨厂街毗邻，曾是客家人与广府人的重要聚落。随着时代变迁，昔日的社区已逐渐转型为旅游区，只剩零星的老街坊坚守故土，所幸近年来有年轻一代仍愿投身老街社区营造，试图唤回老街的生命力，但老街迎来了新面貌，但随处可听见客家话和广府话的环境是否如昔？

大红花学馆坐落在茨厂街附近。

正因如此，刘文康在谐街创办“大红花学馆”，并且开班客家话以及广东话班，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在广府话与客家话在这座城市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反问：既然我们身处一个正在失去乡音的环境，何不主动营造一个新的语言空间？如果这片街区曾是广府与客家文化的重镇，是否就能透过教育的方式，唤回那段失落的语言与记忆？

刘文康教客家话时，也会教学生一些基本的客家话书写系统。

“创办广府学社和客家学社的初衷，是为了填补目前学习广东话和客家话的空白，因为至今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几乎没有知名的学习平台可以学习这两种方言。我们希望能够创建这样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并意识到这些学习机会的存在，从而重新重视他们所说的语言。”

学馆创办人刘文康表示，他们成立广府话和客家话班的初衷，是为了给那些没有系统学习渠道的方言学习者创造一个应有的学习空间。对他们来说，语言不应该是功利性的工具，而是文化认同的根基。

外国人也学广东话

大红花学馆自 2023 年起开设方言课程，第一期就吸引了数十位学员报名，年龄层横跨青年与中年，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同上课，甚至出现父子同读的意外场景。

“有学员是为了跟父母沟通更顺畅，也有学员对名字的称呼、历史和文化感兴趣，我们就把课程设计成不同主题，让大家都学有所得。”

“比较意外的是，也有常驻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学习广东话，主要是他们想更了解我们的社区，融入这里的语言环境。后来这位外国人，发现学习广东话的乐趣，也跟着学习了客家话。”

外国人及友族也在大红花学馆学习客家话及粤语。

开班客家话和广府话的这些时日，刘文康观察到每个人的学习动机都不一样。在学馆的课堂上，常常能看到一些发人深省的画面，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个学员这样告诉他：

“我一直听我外婆讲客家话，但我自己不太会说。她年纪大了，有时候说的话我听不懂，会觉得很难过。”

如此的情感动机，在“大红花学馆”并不罕见，与其说这里是方言学习班，不如说更像是一场又一场与自我身份认同重新建立联系的旅程，在大红花学馆上课，刘文康的教学将会以日常会话为主，在设定基础学习目标的同时，也不缺乏文化内容，让学生们能够掌握一定的文化认知，所以刘文康带学生走访老街、聚会活动等方式，让方言有机会重返“使用”的情境，而不仅仅只是“认知”而已。

方言是否真的式微？

随着华语在教育体系与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许多人开始担忧广东话在吉隆坡逐渐式微。然而，根据刘文康的观察，广东话在市中心如茨厂街、安邦、蕉赖等地区，依然是许多华人社群的重要沟通工具，也承载着当地华人的文化认同。

“方言会不会消失，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持续激活它们。如果我们只是根据20岁以下年轻人的语言使用，或者某个年龄层的现象来判断广东话的前景，可能未免太过武断。”

方言传承并不能一蹴而成，也不能仰赖政策扶持，而是长期在社区里深耕而开展出来的语言生态。因此，大红花学馆始终坚持不使用“拯救”、“冲击”等情绪化的字眼去判断方言的当前状态，而是踏实地做力所能及的事。

刘文康认为要传承方言并不能全程仰赖教育制度。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教育制度不要介入方言的教学？我认为即便未来学校愿意引入方言课程，如果家长否定这个语言的文化价值，仍是枉然，而这里真正的支撑，确实是来自社区与家庭的共同参与。“

“我们必须了解，方言不是一门启蒙课程，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需要用强硬的态度去说服谁去拥抱它，只要给它一个存在的机会，它就能自然延续。”

在马来西亚推广客家话和广东话也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教材上也是非常棘手的一环。刘文康透露，相比已有丰富教学资源的广东话，客家话的教材开发更具挑战。

刘文康教学时总是亲力亲为，要学生们学有所得。

由于客家话本身分支众多、语音多样，缺乏统一标准，现有的台湾教材在发音与用词上难以直接套用马来西亚的客家语境，拼音系统与输入法也不一定适用。

“即便如台湾的四县腔和马来西亚的惠州腔有一定相似性，仍需大量本地化调整。同时，教师资源的不足和开发过程的耗时，也是现实难题。”

带领学生走入社区了解籍贯文化，也是刘文康认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技术性难题，关键还是回到有没有人“肯说”，语言的存在在于使用，如果连错的发音都不敢尝试，就算建立了制度，也难以确保能够真的传承下去。“

方言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尽相同，光是定义“母语”和“祖语”，就是一个庞大的学术课题。这种复杂性，也正说明了方言无法被简单纳入体制框架之中。

“方言课程之所以难以制度化，是因为它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种情感的容器。”

“如果我们用功利的方式去推广方言，很难真正打动人心。”

即便如此，刘文康并未否定方言课程未来“制度化”的可能。他认为，教育制度与民间的努力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在推广华语和报考华文的同时，和推广方言并不冲突，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刘文康受到台湾客家电视台的邀请，去体验及考察当地录制客家节目的过程。

方言的传承不能只靠制度，更需要整体社会语言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家长的心态必须有所转变。

“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孩子已经要学三种语言了，哪还有时间学方言？但其实我们的上一代小时候就能说五六种语言，只是我们忘了，语言曾经是这样自然地流动的，只是我们在时间的洪流里，失去了这个空间。”

刘文康放眼未来五年，希望将大红花学馆打造成老街里的文化基地，不仅开设语言课程，也会举办戏剧演出、文创市集、方言说书会与青年创作计划，让语言教育与社区文化紧密结合。

“我们不一定要做得很大，但要做得有温度，而且必须有回响。”

他相信，方言未必需要重新回到主流的位置，只要还有人愿意说、有人愿意听，这条语言的根就依然扎实，不曾真正断裂。哪怕是以最微小的方式持续存在，语言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文/ 黄龙坤

图/ 楚君、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