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恐怖电影，作为华语恐怖片系中独特的一支，近年来更有不少佳作，比如《咒》更是带来空前绝后的回响。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台湾恐怖电影透过幽微的历史缝隙与民间信仰中寻找叙事的养分，而台湾影评人黄柏钧，在细数台湾恐怖片发展轨迹时，提到了这个脉络。

从童年记忆中的《林投姐》到近年惊艳国际的《咒》，台湾恐怖片不仅是娱乐产物，更是一面映照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的镜子。

台湾恐怖片取材于民俗文化

黄柏钧提到，他童年时期印象最深的台湾恐怖片是《林投姐》，这部片不仅因为是他父亲带他去戏院观看而显得特别，更因为其“人心比鬼还恐怖”的主题，在年幼的他心中种下了对人性幽暗面的思考，这种将恐怖与人性纠葛相结合的叙事方式，成为后来许多台湾恐怖片的核心精神。

《林投姐》取材自民间传说，其故事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不仅娱乐观众，更承载了某种道德训诫与社会批判。这种从土地长出的恐怖，正是台湾恐怖片区别于其他地区同类型作品的关键。

黄柏钧指出，台湾恐怖片的核心元素包括民间信仰、历史创伤与本土文化。

“早期的《秋灯夜雨》，到近年的《红衣小女孩》、《粽邪》，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好比乩童、符咒、冥婚、鬼月等民俗符号，不仅是恐怖氛围的营造工具，更是台湾社会集体记忆的载体。”

《红衣小女孩》剧照。

“这些元素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正是因为它们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观众在影院中看到的，不仅是虚构的恐怖故事，更是自身文化背景的映照，比如如《返校》这类作品，更将历史创伤融入恐怖类型，透过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叙事，让恐怖片承载了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台湾恐怖片的发展脉络

台湾恐怖片的发展历经了几次明显的转折，在1970年代，台湾恐怖片多以中国古典文学（如《聊斋志异》）和民间传说为素材，直到1990年代台湾电影产业低迷，恐怖片几乎销声匿迹。

在2000年代后，随着《双瞳》、《诡丝》等电影的出现，台湾恐怖片试图以创新题材重振声势；而近年则进入多元发展阶段，既有《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这类青少年题材的黑色幽默，也有《咒》这样纯粹的民俗恐怖。

《双瞳》电影剧照。

黄柏钧特别提到，台湾恐怖片类型的延伸与分化，与时代背景与产业资源密切相关。

“《返校》之所以成功和受欢迎，既受益于电玩原有的粉丝基础，也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戒严时期的题材不再禁忌，创作者得以更自由地挖掘历史中不被提起的篇章。”

《返校》电影剧照。

台湾恐怖片在类型融合上也展现出丰富的创造力，黄柏钧表示，《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将恐怖与喜剧、爱情结合，《鬼才之道》尝试动画与恐怖的混搭，这些实验无疑为台湾恐怖片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电影剧照。

“创新当然是件好事，也当然是台湾恐怖片寻找突破的方式，不过后两片，尤其是《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对我而言已经不算恐怖片，比较像剧情片、爱情片和喜剧片，所以纯恐怖类型仍有许多进步和发展的空间。”

台湾恐怖片的资金不稳定

尽管《咒》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成功，台湾恐怖片仍面临量产困难与优秀代表作稀缺的问题。黄柏钧认为，这与资金来源的不稳定有关，好比投资方往往对同类型作品感到疲乏，难以持续支持创作者进行大胆的尝试。

台湾恐怖片《咒》大受欢迎，在 Netflix 曾一度成为恐怖片榜首。

黄柏钧以《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为例，指出这部作品虽因题材黑暗而被市场低估，却是九把刀“最成熟完整的作品”。所以，台湾恐怖片的成功，仰赖于创作者和资方的平衡，才能打造出独特的叙事视角。

台湾恐怖片中的场景选择，比如旧医院、山区宫庙、铁皮屋、废墟学校等等，这些不仅是为了营造恐怖氛围，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社会地景与集体心理，同时这些空间承载着历史的痕迹与现代社会的焦虑，成为恐怖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这些场景的使用更多是出于气氛营造的需要，而非刻意反映社会心理，无可否认，这些地景与台湾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因此能唤起观众更深层的共鸣。”

台湾恐怖片深深植根于民间传说的土壤，又在历史的隐痛与伤痕间汲取养分，逐渐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如今，它正站在类型框架与人文深度的交汇处，试图在惊吓与思考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正如黄柏钧所言：“台湾恐怖片仍有一份台湾的核心特色存在。”这份特色，既来自于对本土文化的真诚回溯，也来自于对现实社会的敏锐反思，正是这种既接地气、又充满作者意识的叙事姿态，使它在泛亚洲恐怖创作的浪潮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文/ 黄龙坤

图/ 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