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马来西亚华人也有建设国家的贡献。”

但，贡献从何而来？要如何证明？有无任何记录？

于是，历史的书写格外重要。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也是其在土地上留下的足迹。然而，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官方论述相当匮乏，只能靠民间力量，一点一滴地由下而上慢慢累积与建构。

虽然研究华人历史的学者不少，但真正系统梳理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著作，至今寥寥可数。

现有的重要作品，如林水檺于1985年主编的《马来西亚华人史》，以及1998年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虽然皆属扎实的学术成果，却仍以专题式撰写为主，各自独立，难以呈现出一条贯穿始终的书写主轴。若再往前追溯，六十年代黄尧的《星马华人志》，则以州属为单位书写，按照时间脉络的历史书写是稀缺的，也缺乏国家历史的宏观视角。

要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架构出一部真正贯通时代、回应问题意识的马来西亚华人通史，无疑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 —— 需要大量汇整档案、爬梳史料和搜索前人研究，无异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一条华人历史的时间脉络

那日，阳光穿透新纪元大学学院南大楼的落地窗，洒在活动中心宽阔的地板上，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主任廖文辉教授怀抱着新书《马来西亚华人史》而来，仿佛迫不及待和我们展示他的新书。

“之前，马来西亚一直没有一本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华人通史，这次我总算是完成了这件事。”

所谓“通史”，指的是连贯主轴与统一叙事逻辑的作品，不是以专题拼凑、多人分工的集体成果。

廖文辉教授表示，完成《马来西亚华人史》并非一件易事。

如前所述，马来西亚现有的华人历史著作，多半延续了传统的“史话式”写作方式，或将内容按专题细分，然而在叙事结构上，这些著作仍显支离破碎，缺乏一条清晰贯穿的主轴，无法有效呈现历史演变的整体面貌。

整体而言，这种专题化、碎片化的方法，难以建构出主体明确的历史镜像。从明朝、清朝到民国，再到马来亚的独立，每一个断代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与转折，本应被有机串联，标示出时代脉络与社会变迁，而不仅仅是堆叠各自独立的章节，因此关于马来西亚华人的通史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

长期的观察与思考，使廖文辉教授萌生了一个念头 —— 马来西亚，难道不能也有一部由单一作者独立完成、具有整体视野的华人通史？

在历史写作的传统中，单人独立撰写通史并不罕见，比如中国的钱穆有《国史大纲》，范文澜写成《中国通史简编》，傅乐成亦著有《中国通史》，在他看来，只要具备扎实的训练与合理的方法论，一个人完成通史写作，并非遥不可及。

“本地中文教育体系中，历史学科长期薄弱，多以中文系文学和语言训练导向为主，缺乏严谨的史学训练。其次，官方叙事体系对于华人历史的记录向来疏离，留下的空间零散而破碎，所以我们现有的学术环境很难培养出书写通史的学者。”

“更重要的是，撰写一部通史，不仅要求对浩繁史料的掌握与筛选，还需要历史感、统摄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于是廖文辉教授在 2017 年编写《马来西亚史》后，便马不停蹄的书写《马来西亚华人史》。这部《马来西亚华人史》不只是简单地记录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各大事件，而是廖文辉教授试图建构一条清晰的脉络，把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命运，重新纳入马来西亚整体国家史的框架之中 —— 比如从十八世纪以前的“蛮荒期”，到十九世纪至二战期间的“垦荒期”，再到战后至今的“建国期”，层层推进，脉络分明。

《马来西亚华人史》现在能够在各大书店购得。

这种分期，不只是便于叙事，更是一种鲜明的立场表达：

华人不是漂泊的他者，不是临时的经济动物，而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建设者与共同体成员。

在撰写过程中，廖文辉教授不仅细致处理移民、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的资料，也努力追溯民间社会与官方叙事之间的张力，捕捉历史进程中那些往往被忽略的情感、经验与日常细节，与单纯罗列事件相比，廖文辉更在意的是揭示脉络，理解变迁，重建马来西亚华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尊严与位置。

写通史，不只是整理过去，而是一次次自我追问：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

跨越蛮荒、垦荒到建国 

在《马来西亚华人史》中，廖文辉以“蛮荒期”（1800年前），“垦荒期”（1800–1945）与“建国期”（1946年后）三大阶段，系统梳理了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轨迹。这一分期不仅呈现了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角色与变迁，也体现出他对于华人历史主体性的深刻把握。

在“垦荒期”，廖文辉教授特别指出，华人以种植、开矿、建城等经济活动为主轴，广泛参与社会经济建设；而在抗日与独立运动中，亦见身影，在马来西亚历史上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其贡献。通过这种叙事框架，他有力地反驳了将华人历史角色边缘化、贬低为“外来者”或“搭便车者”的极端言论。

廖文辉教授之所以坚持重申华人的历史贡献，源于他对当代舆论环境的敏锐洞察。近年来，随着AI技术与新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成为信息扩散的主阵地，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辞否定华人贡献的论调，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其背后不仅有特定政治人物与极端学者的推波助澜，甚至也有部分华人学者在国家认同焦虑中，陷入自我否定的叙事陷阱。

这种趋势，使得廖文辉意识到，必须以系统而具整体视野的史书回应 —— 不仅要为华人群体重塑历史记忆，也要在公共空间中捍卫历史的真实与尊严。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史》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回应时代挑战、抵抗历史失忆的一种文化行动。它强调，华人并非历史的边缘人，而是国家建构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唯有正视这一事实，才能真正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与复杂。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愈发体会到：虽然早期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没有孕育出士大夫阶级，毕竟马来西亚的移民历史，不算久远，但却在民间文化层面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

廖文辉教授为完成《马来西亚华人史》，走访了不少新村进行田野调查，此图摄于马六甲丁赖新村。

“节令鼓、捞生、舞狮，这些民俗，都是移民社会自发创新出来的。这些习俗不只是表层的热闹，而是深植生活，形成了认同感与文化连结。”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必须断绝与中华文化的联系？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汉字、语言逻辑、节庆习惯，早已融入生活血脉，无法切割。”

出版历史读物，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早前，廖文辉教授的《马来西亚史》在台湾热销五千本，马来西亚也售出四千本。他对新书的推广抱有信心，但也清醒地知道，历史阅读的普及仍需更多耐心与时间，让群众透过阅读来了解自身的历史是一场长远的文化运动，需要慢慢耕耘。

在他看来，要认识历史，必须先从阅读历史开始。回到最根本的原点，仍然是阅读。唯有通过不断地阅读，人们才能逐步建立起理解过去、思考现在、想象未来的能力。

为了让更多人接近历史，廖文辉计划以千字短文、短影音的形式，尝试以更轻盈的方式普及历史思考。

“要让大众理解历史，就必须深入浅出，比如解释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用大家容易理解的方式，把这些话讲给更多人听。”

廖文辉教授在《马来西亚华人史》新书推介礼与与会学者合影。

在马来西亚，出版与阅读环环相扣，出版生态的局限，制约了多样化知识的传播；而阅读风气的薄弱，又进一步影响了出版市场的活力。中文世界长期以轻文学、励志心灵书籍为主流，而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类作品往往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能进入大众视野的历史著作屈指可数，即便有出版，也常因市场规模有限、读者基础薄弱，难以支撑持续、系统的书写与推广。

对廖文辉教授而言，要推动历史阅读，不能只寄望一时的畅销，更需要慢慢打底，培养起对历史、对思考的基本兴趣。出版人和作者在前端投入耕耘，读者在后端用阅读回应，两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正是这样缓慢而固执的积累，才有可能在未来，慢慢改变阅读版图，让更多严肃而有温度的历史书写，被听见，也被看见。

历史阅读，从来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变化的力量。

“真正的历史感，不是记住多少事件，而是看见背后的精神脉络。”

廖文辉教授说着这句话时，阳光正好洒在他身后的书架上，照亮那些静默无声，却始终等待被倾听的历史。
 

报导/ 黄龙坤

摄影/ 李欣怡、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