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发现，自卑时，年味也随之消失；知足后，过年却也莫名回味。
我一度非常讨厌农曆新年。
或许这是多数巴刹小贩的心声。
我当然也曾喜欢过年。还未看懂日历的年纪，当街上张灯结彩，红得发晕，收音机播放的喧闹歌曲足以盖过收讯杂音时，就知道“华人圣诞”准备来临。除了能狂喝汽水及玩扑克牌，心里最期待的，是这个大日子能瞬间把马来亚银行赠送的小黄虎扑满喂饱。
不夸张。公公的六个加上外公的十三个孩子，还有已成家的堂表哥姐，从除夕到十五收到的拜年红包，若拆封再黏合，足以制作成好几个手提灯笼。即使每封只有两块钱，在低通膨的80年代，也能吃上半年的零食及买几本《小叮当》与邻居交换看。
当年，就算一大清早被鞭炮吵醒，揉开的都是期待。不需要妈妈提醒，也会赶紧刷牙洗脸换新衣，等待随同父母出门探访亲戚。然后又是吃不完的年饼，与亲戚小孩用银角玩牌，或观看嘉乐、德宝或金公主娱乐发行的群星贺岁片。
还真是“新年哪年连年” ，总是要等到元宵节后，才惊觉“岁月悠悠光阴如箭”。童年的新年还真是无忧无虑，连睡觉都是甜的。
直到中学。
爸爸误信朋友帮人背债，一份粮无法养四个丁，恰逢新巴刹开业，妈妈决定顶下一个摊位，当个卖杂粮的小贩。当时收入根本没办法请帮手，身为长子，我也只能骑著摩托，载妈妈到巴刹开档后，再到学校上课。
平日还算可应付，但来到春节前一周的小年，每户人家都忙着採买年货，好准备除旧佈新，拜神祭祖时，大家多忙碌，小贩就更加倍劳累。当每家开始贴上春联，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时，我家却忙着堆积货品，希望能趁着佳节热兴，卖多点赚多点。
这时，床也要起得比别人早，为的是应付更多早起抢购年货的主妇。摊位也会开得比较迟，毕竟有许多外地人回乡，在外赚的钱，回到家后花得总是特别松。这批人一般都会睡到自然醒，然后悠哉来到巴刹閒逛，只要对他们态度好，准能卖到东西。
第一年还算新鲜，折腾几天后看到家里能赚到钱，心里还算苦中带甜。但几年下来，爸爸的债务没变少，妈妈的辛劳却加重，加上发育期的自我认同感逐渐萌芽，开始读懂各种人情世故，明白大人交谈间欲语还休的神情后，我逐渐看不清新年的原生乐趣。
“她的小孩我先不包。你先打开红包，看收到多少跟我说，我才赶快包，知道吗？”妈妈耳提面命，要我像个侦探，打听亲戚的利是钱，以用同等的钱回赠。看似合乎社交礼仪，实际上是穷人家的最后颜面守护线，避免收到大红包时，咱们家还是用薄礼浅待，让难听话更多。
那几年，苦闷与忧郁正好藏不住，全都化成脸上的小痘子，抓破后又重生，彷彿看不见根绝的尽头。还记得某次过年前，小姑送来很多好看衣服，说表哥长得太快，衣服尺寸已不适合，正好见我适合，与其丢弃，不如转送给我。
“我不要别人可怜我们。”还记得冷冷抛下这句话后，留下妈妈的沉默。我那无处安放的自卑感，总是只能丢给妈妈独自消化，回想当时说过的话，还真是无可推搪的低级语言暴力。看似要逞强争气，实际上却像是被打捞上来的鱼，急得只能口吐白沫来解气。
而小贩家庭的迎新年时刻，总是要忙到除夕午后，等到所有人採购结束，我们才能收拾所有的混乱，拎着卖不出的剩余年货，骑著摩托回家准备年夜饭。
匆匆忙忙地烧菜，匆匆忙忙地洗澡，匆匆忙忙地吃饭，图的也只是忙碌后的片刻休息。后来几天的拜年，我也只是当作例行公事，客套寒暄后，就头低低躲在角落放空。对身世与外貌的不自信，让我几度想逃离人群，切割所有关系，只想赶紧长大，成为一个能抬头挺胸的富裕大人。
幸好父母的善良换来善报。纵然偶有不忿怨气，但四个小孩终究咬住坚韧，安康长大。彼此胼手胝足，互相扶持念完大学，最终都找到安然生存的方法，合力还清债务，并珍惜每个过节的团聚。
这才发现，自卑时，年味也随之消失；知足后，过年却也莫名回味。都只是自己的动念差异。
消失的，就当作这个家还齐整圆满的代价。如此一想，困苦的过去也都值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