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农历新年，说起送礼与红包，我就想起我人生中拿过最大的红包。
当时还是个小学生。爸爸有个朋友一个人上门来拜年。我们对这个访客并不熟悉，他该是特别由远地驱车来的。一进门就给我们三个小孩一人一封红包。
对于红包封里的钱多寡，我们没有什么概念。毕竟这些钱是不能用的。我们家孩子的红包，在元宵之后都交给爸妈。他们会把钱存进我们各别的银行户头，供往后升学用途。
我们家里的原则是，别人封多少钱给我们，我们就要回同等价值的礼。对方若有小孩，就以红包现金奉还。若没，就以新年礼品回送。
有时候，妈妈会要我们在客人离开后拆红包，看看她是否给了对等价值的回礼。我们家里的原则是，别人封多少钱给我们，我们就要回同等价值的礼。对方若有小孩，就以红包现金奉还。若没，就以新年礼品回送。但基于不得在客人面前拆红包的礼仪，妈妈总是用猜测的方式回礼。大多数时候，她的猜测都是成功。
那个时候的我们就了解，我们收到的红包，其实是爸妈装进访客的红包封给我们的。
我们接过这一个客人的红包后，就觉得不太妥。红包封大小虽然与一般无异，可是感觉特别鼓；里头仿佛有厚厚一叠纸钞。我和哥哥用眼神对望沟通，决定要看看里头到底有多少钱。
两个男生就这样躲进厕所，在爸妈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开红包。边拆边低声讨论，可能客人是装了10张5块钱的纸钞；三兄妹每人50，就一共有150块。哗，那几乎是我们每年收到的红包钱总额啊。
结果，里头真的有10张纸钞；但不是5块钱纸钞，而是50块纸钞。一封红包就有500块。
我忘了我们有没觉得兴奋，但那一个当下，我们知道要告诉爸妈。妈妈要我们把红包都给她。她将所有钞票都装进一个大红包封里，连同几颗柑与礼饼，在客人踏出大门临离开前，快速地给他递上。客人以为只是礼品，接过之后才发现，里头有个大红包。
“红包是我给你们家孩子的。”他解释。
“这个红包是我们给你家孩子的。他们没来，就劳烦你带回去给他们了。” 爸爸回答。
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是国家人力资源部职员。对于别人送礼，都有自己的原则。每个农历新年，银行客户往我们家送的礼篮很多，但每一个我们都必须拆封，重新组装，让爸爸再回送给送礼人。在工作上，即使是为了感激人力部的服务而送上蛋糕，妈妈也会原封不动地退还给送礼人。
有人问我，为何对送礼收礼总表现得有点别扭？为何对于大马人习惯的“给方便做事”那么抗拒？这也许就是原因。它为我的人生价值观建立了很根深蒂固的基础，对于是非黑白与灰色地带的辨别，也更清晰。
那一封红包，没有转手进入我的银行户头，却是爸妈给我的人生最大的红包。
